[15]参见注[7]，在合适的情形下，应当提供个人一种清晰、显著、容易理解、容易访问和可承担的机制，以使得个人能够对涉及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和披露行使选择权。
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将以国务院为首的各级人民政府定位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主体。法国、拉美很多国家规定总统可以单方面宣布紧急状态，但必须事先经议会授权或由总理、部长副署，才能生效。
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需要对领导机构、事先预防、事中处理、事后归责等等环节进行全面而合理的规范。在社会主义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是党治理国家的一个基本执政模式，紧急权力对于法律的直接依赖很少，但是却受到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宪法和其他法律所确立的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支配和支撑。宣布之后，一切行政权力集中到最高军事司令的手中。[52]绝对主义否认在危机时期存在必要，主张政府没有处理危机的紧急权力，除非该权力被宪法特别规定。(二)例外法模式 这种模式主张，如果现行法律无法因应紧急事件治理的需求，缺乏相关紧急权力的规定，或者规定不够充分合理，那么紧急权力可以借助公共福祉、必要或生存理性等更高一级的正当原则超越法律得以运行，[63]体现为种种不成文法的例外措施。
[18]前引[2]，Mark Neocleous文。[16]法国、德国的这些法律影响很大，日本、中国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借鉴了这些法律，制定了本国的戒严法或紧急状态法。为了实现法律彻底控制紧急权力，罗斯托提出了11个宪法专政标准：除非是为捍卫国家及其宪政体制所不可或缺，不得采取一般的或特殊的宪法专政体制。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突发事件应对法、防震减灾法、《防汛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人民武装警察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赋予武装力量参与治理自然灾害、突发传染病、社会安全事件等新型紧急事件的法律职责。权威主义国家自古就存在，其形态包括专制国家、法西斯国家、军事独裁国家等等，仍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盛行。[76]权威专政模式在世界的广泛存在，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事实。
[79]廖述江：《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由来和历史演变》，《党史文苑》2006年第13期。权威主义国家是典型的专制国家，权力高于法律，紧急权力法律的目的不是限制紧急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而是为紧急权力的适用提供法律形式的包装。
[81]邓国胜：《非典危机与民间资源的动员》，《中国减灾》2003年第2期。它的意志永远合法，它本身便是法律。对于例外法模式造成的合法性问题和体制断裂问题，最终只有通过调适模式发展出明确的法律规范依据予以合法性追认，弥补常态体制和非常体制之间的裂隙。[68]不过，这种模式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在实践中极少得到落实。
前引[1]，Oren Gross等书，第316页以下。在这种专政模式下，专政权力来自委托，专政者与主权者是分开的，他无权废除现存的宪政秩序，更无权取代委托权力机构，甚至也不能创制或修改法律。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米利根是美国印第安那州一个拥护南方邦联的公民。
随着欧洲的殖民运动和世界性的法律移植运动，这类法律传播到了亚洲、非洲和拉美许多国家。在危机时期，民主的立宪政府必须临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对于克服危难、恢复常态是必要的。
[33]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以后，林肯总统更是采取了一系列非法行为：封锁南部叛乱城市的港口、在交战地带中止人身保护令状、自行宣布解放黑奴等等。审判机构、检察机构对于政府和武装力量紧急权力后果的法律审查，也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
二战以后，紧急权力法律继续长盛不衰，并以宪法规范和单行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59]三是权力趋向集中于中央政府。从此以后，紧急状态和紧急权力逐渐风靡全球，取代了传统的戒严法和围困状态法等称呼。军队和其他臣民可随时被征召以协助驱散，任何公民和公务员可以伤害或杀死任一暴乱者，并免于刑事和民事的追责。《列宁选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紧急权力只能依赖于时势的迫切需要而存在。
战后，这些法案和规章授予的紧急权力仍然继续适用。[41] 1921年，施米特在《论专政：从现代主权思想的肇始到无产阶级斗争》一书中指出，他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学文献将专政简单地界定为一人之治，忽略了其他特征。
19世纪英国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指出，戒严法能出现及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必要。[57]与行政机构相比，民主代议机构的反应相对较为迟缓，而司法机构则是一个被动运行的权力机构。
但是，对于社会安全事件，我国迄今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治理体系。五、中国紧急权力法律制度的未来发展 综上所述，除惯常模式以外，其他四种紧急权力模式在我国都出现过。
[6]参见[俄]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王以铸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以下。二是主张紧急权力融入法律体系，接受法律的规训。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颁行，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载入宪法。俄国、中国的实践都充分展现了这一特点。
[63]See Bruce Ackerman, The Emergency Constitution, 113Yale L. J.1029，1037-1039(2004). [64]See Dennis J. Hutchinson, Lincoln theDictator，55S. D. L. Rev.284(2010). [65]Eric A. Posner Adrian Vermeule, Accommodating Emergencies, 56Stan. L. Rev 605，609(2003). [66]Ex Parte Milligan, 71U. S.(4Wall)，1866，pp.120-122. [67]前引[1]，Oren Gross等书，第90页。[3]新中国成立后，紧急权力法律制度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较为稀缺。
加拿大紧急状态法规定了四种紧急状态：公共福利紧急状态、公共秩序紧急状态、国际紧急状态和战争紧急状态。4.调适模式、惯常模式和例外法模式理论 2003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教授欧仁·格罗斯，在充分研究西方古今非常法律及其理论的基础上，把危机时期的法律归纳为三种模式：调适模式、惯常模式和例外法模式。
从1949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处于对峙隔绝状态。[76]剩下一个长期处于紧急状态的地区，是长期受到分裂运动和恐怖袭击困扰的、英国下属的北爱尔兰。
9·11事件以后，必要更成为布什政府制定所有政策和法令的效力源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多种社会矛盾长期积聚的结果，参与群众多、社会影响面广。[69]波斯纳法官更主张宪法，不让步就折断，认为在当前的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手段急剧扩散的时代，根据必要之法，宪法和公民权利都应当进行调整。[36]暴政一词也源于古希腊，是指一种由暴君统治之下的国家政体。
[55]紧急权力和相关法律在这些类型的国家也存在。戴维斯法官出具的多数意见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当法院在内战期间仍然运转的时候，米利根不应该被军事委员会审判。
20世纪民主、宪政、法治在全世界广泛推行的同时，紧急权力和紧急状态法律条款也融入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典和一些部门法中，并在战争、动乱、灾害、传染病、罢工、经济危机、恐怖主义等情形下得以适用，甚至在毒品贸易、虐待儿童、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2004年八国首脑会议、2006—2007赛季的欧洲足球赛等社会问题上也得到延伸适用。至于人大常委会对武装力量的监督，尚没有规定。
之后，林肯为这些特权行为辩护：我关于尽力维护宪法的誓言，赋予了我责任，要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护以该宪法为其根本法的那个政府和国家。陈新民教授在此将该法公布的时间定为1848年8月9日，但是根据C. L. Rossiter教授的引述材料，该法出台时间应为1849年8月9日，参见前引[7]，C. L. Rossiter书，第82页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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